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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赴美留学生问题谈判始末

一段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 一项历史性的战略决策

发布时间:2018-07-23 作者:朱国亮 来源:神州学人微信

从首批的52人到如今的60多万,

如今,赴美留学已变成一件平常事。

但你知道为达成派遣赴美留学生这件事,

背后的有着怎样的故事~~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

这是一项历史性的战略决策。

今天,就让小编就带你走进那段日子,

了解『派遣赴美留学生问题谈判始末』

 

 

派遣赴美留学生问题谈判始末

文 | 朱国亮

在1997年1月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顾问的李琦同志,首次透露了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作出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规模战略决策时的细节。在留学界,人们已经习惯将小平同志作出这一战略决策的1978年6月23日,作为我国新时期扩大派遣留学生规模的重要节点,从而使这一天永远载入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史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重要日子。

自延安时期开始,李琦就一直在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并担任过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1973年,李琦奉调到国务院科教组(即后来的教育部),不久任教育部副部长,分管教育外事工作,他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派遣留学生的决策和执行过程。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我们采访了李琦同志,请他回顾当年派遣赴美留学生谈判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邓小平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时明确指示:派遣留学生,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

李琦回忆说,1978年初,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人们的思想还受到左的束缚,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育战线,因为得到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已经打破徘徊局面,恢复了高考制度,加快了整顿步伐。

当年6月23日,小平同志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作出了恢复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战略决策。他说: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留学生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要那么死……怕同社会接触,这样不利于学好外文,也不利于了解社会。跟人家搞到一块才能学到东西。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我们要从外语基础好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派一批到外国进大学。今年三四千,明年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

李琦当时就在现场。据他回忆,当时有幸聆听小平同志这段重要指示的,还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刘西尧,以及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刘达等。

讲话首先在教育界激起强烈反响,大家认为小平同志的讲话高瞻远瞩,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李琦当时作为教育部分管外事的副部长,既受到极大鼓舞,又清醒地意识到中国长期被封锁,特别是“文革”十年中国同外边几乎隔绝,同西方文化交流不多,对西方学校的情况,以及如何派遣留学生等,都十分缺乏了解。“当时我们只有新中国成立初期向苏联、东欧派遣留学生的经验。要想一下子向西方国家派遣这么多留学生,许多工作确实很棘手。教育部在拟方案时,多方向国内了解情况的专家学者请教。最终商定的方案是,先向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西欧派遣留学生。”

李琦回忆,当年7月,方毅副总理在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科技代表团时,与对方商定,我国派团赴美直接商谈双方互派留学生事宜(当时中美还未正式建交),希望能借此打开局面。同时也确定了多方活动的方针,并派教育部副部长雍文涛率团赴日本、加拿大,我国驻西欧的一些使馆也同时展开接洽派留学生的事务。

教育部则开始紧张地进行访美前的准备。选谁作团长,成为当时一个重要而棘手的问题。团长既要在国外科技教育界有影响,知名度较高,有外事活动能力,又要对国内教育情况相当熟悉。李琦说,国务院有关部门最后选定了当时担任中国科协代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的周培源先生。从后来访问过程及谈判结果看,团长人选是非常适当的。访问之所以成功固然有各种原因,但周培源先生个人的作用和影响也是不容置疑的。

由于当时中美还处于互派联络处阶段,代表团便以民间面貌出现。团长是周培源先生,对外用中国科协代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名义,顾问由李琦担任,对外用中国教育协会副会长名义。代表团成员及工作人员还有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张维,教育部外事局副局长李琼、国家科委外事局副局长黄坤益、外交部美大司负责人艾大琰,以及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徐光磊、廉正保、倪耀礼、马家骊、郭懿清等,老中青共11人。

 

 

摸着石头过河,不失原则

向外国学习是我们的一项重要政策

掀开中美交流新的一页

1978年10月,以周培源(前一)为团长的中国教育代表团在美国考察

代表团当年10月7日抵美,先在西部的旧金山、洛杉矶地区参观访问,按原计划同当地学校、科技教育界人士广泛接触。第一个欢迎会是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的。周培源先生讲话后,与会人员久久鼓掌,代表团同主人们分散交谈,气氛十分热烈。李琦清楚地记得代表团抵达伯克利时,该校钟楼特地奏起《东方红》乐曲致意的情景。代表团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友好接待,美国各校负责人纷纷表示愿意接纳中国留学生。

代表团10月11日抵达华盛顿,12日起正式谈判。美方以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理查德·阿特金森为首,成员由国际交流署署长和白宫、国务院、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有关人员组成。美国总统科技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雷斯参加了首次会谈并致欢迎词。代表团原来打算经过商谈,落实1978—1979学年中美互派留学生的方案,争取把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学习的机构、专业、人数基本定下来,就派遣方案等有关具体问题达成协议。

李琦说:“我们是抱着诚意的,不过事先也充分估计到不可能顺利,甚至做了更坏的思想准备。果然,我们到华盛顿后,美方立即提出了一个方案,其意图是把中国科协与美国中美学术交流会的民间关系改变为双方政府间的官方关系,造成两国建交和不建交一个样的事实,借以推迟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同时,他们企图控制中美互派留学生工作,把它完全纳入美国官方渠道,限制我方同美方学校、科研机构的直接联系。”李琦表示,美方提出的这一方案,代表团当然不能接受。

周培源先生在首次谈判时,作了基调发言。他说,中国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曾经对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比之旧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不过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近年来差距拉得更大了。但我们并不认为承认落后是丢脸的事,承认落后是为了改变落后,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主要得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盲目排外,自力更生不是闭关自守。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它不受国界的限制。我们要广泛地从外国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吸收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我们不仅今天要学,即使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要把学习外国和自己的独创结合起来。向外国学习是我们的一条重要政策。

周培源先生当时还介绍了中国派遣留学生的计划。他说,从本学年开始,我们将派遣大批科技人员和留学生出国进修和学习。派我们所需,学你们所长。派遣来美国的学生以进修人员和研究生为主,还有部分大学本科生。学习专业以自然科学为主,还有少量学习社会科学和语言的……1978—1979年计划派遣500名。他还着重强调,中美之间商谈的互派留学生计划人数,绝不能代替或排除校际等其他各种民间途径的往来。1979—1980学年派遣的人数将大于1978—1979学年,如果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派遣人数将会有更大增长。

 

 

一场艰苦的谈判开始了,中美双方意见存在较大分歧,甚至有较大距离,谈判一度出现僵持局面

周培源(1902-1993),著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周老始终根据《上海公报》精神,遵照既定方针,耐心陈述。他反应敏捷,又善于捕捉要点加以引导,完全不像古稀之年的人。在谈判过程中,美方有关机构分别宴请了我们,饭桌上我们非常自然地有说有笑地继续谈论会场上的问题。美国国防部部长布朗还以前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的私人身份,单独会见了周老。”谈到周培源先生时,李琦总是十分钦佩。

代表团还抽出时间同热心的美籍华人学者、友好人士分别会晤或集体座谈,听取意见,了解情况,宣传我国情况。

由于谈判一度出现僵持局面,国内又指示即使达成协议也不得签署,只能将达成的“协议”作为双方共同遵守的口头谅解。所以,代表团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争取达成口头谅解;另一方面,加紧去学校直接活动,谋求通过校际交流派遣留学生。

代表团从15日起分两组活动。李琦和黄坤益、廉正保、马家骊和驻美联络处参赞谢启美五人组成“讨论文本组”,留在华盛顿继续与美方磋商。周培源先生则率领大部分团员,离开华盛顿到其他地方访问。周老年轻时被清华大学派赴美国留学,他23岁即取得博士学位,在美国比较有名,他在各学校遇到了不少同行旧友,这给双方洽谈增加了许多方便。

整个访问过程中,代表团先后会见了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陈省身、林家翘、张捷迁等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友好人士共计200多人,他们都给代表团以鼓舞、支持和帮助。

由于中国教育代表团是《上海公报》发表后我国派出的第一个谈判代表团,再加上当时中美还没有建交,因而各种形势错综复杂,代表团的工作十分艰苦。但经过双方努力,最终还是达成了11项口头谅解。双方逐字逐句,共同核对了文字记录。在周培源先生20日回到华盛顿后,双方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谈判圆满结束。

在这些口头谅解中,明确了以下内容:美方在1978-1979学年接受中方500-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学习费用由派出方支付,但对于可能提供的奖学金,双方均可充分利用;派出人员应遵守接受国的法律和规定,并尊重其风俗习惯。双方还商定,为确定每年交换的学生和学者数及讨论计划的进展,双方将在必要时会晤。重要问题也可通过两国政府协商。李琦回忆说,在口头谅解中,还特别明确了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

 

 

首批赴美学者赶上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签署互派留学生协议,出国留学事业从此迅猛发展

 

1978年12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52名公派赴美留学人员送行。资料图

中国教育代表团在胜利完成任务后,于10月22日离美回国。通过这次访问,代表团对美国一些学校的情况,以及派遣留学生应注意的事项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回到北京后,教育部即加紧选拔工作。第一批派赴美国的52名访问学者在12月26日即启程了,他们到达后还赶上了参加中国驻美使馆1979年元旦举行的中美建交庆祝活动。与此同时,中国也在1979年热情地接待了美国的第一批来华留学生、访问学者。

不久,邓小平同志率团访问美国,第一批赴美的访问学者也应邀参加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欢迎邓小平访美仪式。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与卡特共同签署协议,中国教育代表团此前同美方达成的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口头谅解,成为中美双方正式协议。这一协议的签署,载入了中国留学教育史册和中美关系史册。

以中美互派留学生为标志和契机,中国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序幕正式拉开,规模不断扩大。博采众长,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我们当时扩大派遣留学生的主要出发点。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和持续推进,出国留学从小溪发展为洪流,中美留学教育交流乃至中外留学教育交流从此走上了迅速发展的轨道,成为中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和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发挥重要作用。

抚今追昔,我们将永远怀念那些曾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为中国留学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开拓者们。

 

 

李琦(1918-200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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