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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恰当的生命启示

发布时间:2019-01-08 作者:虞 宙 来源:中国教师报

对我而言,阅读如同呼吸饮水,一刻不能缺少。每一本书都渗入了我的精神世界,塑造了我的人格。以下十本书,在我心里有着更重要的位置。如果不是他们,我会在遇到许多重要问题时感到迷惑,在许多关键转折点感到茫然。对于人生和教育的十个重要问题,他们给了我最恰当的启示,在此分享之,希望也能成为你的“生命启示”。

《恋爱的犀牛》

启示:如何看待爱情?

这是一个剧本,据说与《挪威的森林》一起被并称为20世纪初中国大学生的“爱情圣经”。我在2000年时读到这个剧本,2003年第一次欣赏郝蕾版的演出。从那以后,我在剧场看了7遍《恋爱的犀牛》,每若初见。

这个剧本在1999年诞生,直至今日仍在各地不断复演(包括孟京辉的官方版本和各大中学校、社会团体的自发排练),这种涌动的生命力,大概当得起“圣经”的美誉。《恋爱的犀牛》用一个看似俗套的故事,吟咏着“爱情”的永恒主题。这份爱情纯粹到无法容纳名利、友情等杂质,激烈到不顾一切斯文,拼尽所有心力。这份纯度和激情,对比着当下社会对爱情的顾虑与掩饰。只要稍微浏览热门的相亲类节目,或者旁观身边人的爱情观,便不难发现《恋爱的犀牛》恰好站在了整个时代的对面,令人心向往之又难以靠近。因为舞台上的爱恨情仇终究只是一场戏,至多是少数人可以坚持的理想。面对现实的种种阻碍,马路对于明明的爱只能是镜花水月(注:马路和明明是剧中的男女主人公)。19年中无数人涌进剧场观看演出,或许就是为了凭吊消逝在心里的真爱。

不管如何,爱情是一种高级、神圣、纯粹的情感,它值得被尊重与呵护。所以,作为高中教师,我从不简单粗暴地切断学生的恋情,而是努力让他们明白:正因为爱情是如此美好,所以需要双方认真投入;其中必然包括珍惜学习时光,让彼此有更多的发展空间,而不只是把爱情挂在嘴上,定格在眼前。

《史记》

启示:什么是创造?

高中时偶然读到中华书局竖排本的《史记》,繁体字、三家注,其放射出的万千光芒,引我沉迷其中。后来报考中文系,本科、硕士研究《史记》,都像命中注定一般。

《史记》之大,汪洋无边。于我最大的感受是“创造”二字。初中生都能流利背诵《史记》的性质,“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然而熟稔的念诵中,人们或许不能体会“第一部”这三个字背后的力量与光芒。须知,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面前并没有任何体例可以效仿;同时,《尚书》《春秋》这样的经典已然耸立于前,不容置疑。扬弃前贤的名作,开创独属自己的史传体例——这需要作者有莫大的勇气和蓬勃的自信。而司马迁同时拥有这两种可贵精神,正如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言: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根据《报任安书》的前文,这“亦欲”之“亦”对应的是作《周易》的周文王、著《春秋》的孔子、写《离骚》的屈原,撰《孙子兵法》的孙武——他们俱是各自领域首创性的巨擘,不拘泥于旧制,旺盛于创造,终于成就他们的“一家之言”。现在,凭借“纪传体”的体例和“以人传史”的洞见,司马迁也可以当之无愧地和他们站在一起,成为史学、文学领域的大家。当然,这种创造并非无中生有的狂妄之举,而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坚实开拓。

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这种创造精神。古代中国的强盛和当代世界强国的崛起,都得益于其锐意进取、开天辟地的种种创举。今日之中国站在变革的门槛上,更是迫切需要年轻人敢于研究、勇于创造,而不是安于丰富舒适的物质享受,乃至山寨各种不入流的“尖端产品”。

移诸校园,作为戏剧社指导教师,我从2011年开始带领学生原创剧本,8年间共创作9个原创剧本,题材纷呈、风格各异,虽难免幼稚不堪,却时刻呼应鼓舞着我内心的创造欲望。

《人间》

启示:如何对待弱势群体?

这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小说,没有之一。在《收获》中读到其节选时,便一口气读完,难以按捺读完全书的欲望。《人间》的立意、结构、语言都属上乘,但我认为其最珍贵之处,是对于“弱势群体”的发现和尊重。

小说取材于“白蛇传”的传说,生发出三个新的故事。当然,每个故事中的主题表面上都与“蛇”有关。在人类看来,蛇是一种可怕的动物,冷血、有毒、行动迅速、难以驯化。影射至人间,对于那些与我们不同的族群(他们其实并无恶意,且无力反抗),我们也往往另眼相待,保持距离,乃至迫害诛灭。世间的确没有化作人形的白蛇,但处处都有这样“令人不安”的异类,他们可以是异教徒、少数族群、特殊心理者……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他们能否安全且愉快地生活在“人间”?恐怕时至今日,我们都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

进而可以推想:一个容不下弱势群体的社会,也是一个暗藏危机的地方。因为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共识:要与最多数群体保持一致,否则便会受到冷落、排挤和处理。身居其中,恐怕难言安全感与幸福感。

我所教的大多是要进入高等学府的学生,多半不会成为弱势群体。我作为教师,应该让他们感受到弱势群体的尊严,思考尊重、关爱弱势群体的意义。每一届学生,我都会推荐他们阅读《人间》,用这个带着热泪的故事感动他们,带他们走进弱势群体的世界。

《卡拉马佐夫兄弟》

启示:如何救赎灵魂?

当代学者王晓明曾说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一个时代,是多么幸运,这也是我读完《卡拉马佐夫兄弟》后的真切感受。整整一个星期,除了最基本的吃喝睡觉,我把自己关在卡拉马佐夫的世界里,“痛”不思蜀。

是的,这部小说让我觉得非常痛苦。其中的人物大都背离我当时的生活常识,以放荡自私为正事,任贪婪爱欲为常情,“坏”得顺理成章。即便是单纯善良的阿辽沙,也显得过分迂腐,软弱得让我想要狠狠地抽他一鞭子。

然而,这又是让人欲罢不能的痛苦。因为我可以在小说中清晰地找到久违的自己——那个平时被各种规约所掩饰而蠢蠢欲动的本我(弗洛伊德最喜欢的小说也是这部)。特别是米嘉,他那么喜怒随心、蔑视一切,做尽我辈想而不得的痛快之事,时有共鸣。当年我天真无知时,读之浑然不觉;18年后历经风霜复读,方觉心有戚戚焉。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

启示:什么是真正的写作?

于我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本文学研究专著,更是一部写作指导的启蒙读物,且每次阅读都有新的收获。从2002年买回至今,它已经被我翻到书脊松散,几近脱落。

本书对我最大的冲击,是写作应该有明确的观点。这似乎是多余的话,但只要稍微浏览当下的书籍文章,不难发现许多泛泛而谈的平庸之作。或许,太过鲜明独立的观点容易遭受质疑。而本书的作者夏志清则完全没有这样的顾虑,他以关羽的虚荣傲慢反驳胡适对于《三国演义》的批评,毫不留情,正面直言——与之相应的,便是一个独立理性的人格。

本书于中西方文学、文化的勾连比较,也信手拈来,从容自得。夏志清类比赤壁之战中的诸葛亮、鲁肃为福尔摩斯、华生,切中要害之余,自然引出本段描写过分夸大诸葛亮、弱化东吴谋士群体的弊病,简直漂亮。由此,“广泛积累、潜心运思”的写作要旨,便自然在我心头扎根。

《诗论》

启示:如何做研究?

1933年,36岁的朱光潜凭借《诗论》打动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成为西语系教授。朱老本人也对这本专著偏爱有加,认为“比较有点独到见解”。将近百年过去,这本书依然屹立在诗学研究的前沿,令我着迷。

“诗歌”被公认为文学诸体裁中的最高形式。其雅致难解,又往往让一般读者望而却步。许多诗歌研究,往往侧重于具体作品的鉴赏评价,对于诗歌本体的科学研究,朱光潜先生应该是第一人。这意味着研究要尽量追根溯源,钻研“元问题”。当然,这需要勇气和犀利的眼光。

《诗论》之深刻,在于朱光潜先生对“人”的重新发现。这里有两重含义:首先他以心理学为依据,以人类心理活动机制来解释诗歌的本质和功能,从而解决了上古资料不存的困境,更以人情之共性贯联起古今的留白;其次,他又站在“人类”的高度分析中西诗歌的异同,在比较分析中定位中国诗歌“兼善、重人事”的特质。可见,研究虽尽可能援引各种思想理论,但对于“人”的关注,始终应是研究的出发点和终点。

《诗论》的研究不只为解释过去,还着眼指导当下。《诗论》中专门论述了白话诗的利弊,并为新诗提出三条学习途径。所以,任何理论研究都要接受纷繁芜杂的现实检验,介入其中,发挥作用,否则不免会沦为僵死空洞的说教,失去生命力。

《大学诗词写作教程》

启示:为何要写诗?

中国是一个有“诗教”传统的国家。可如今课堂中的诗教,只是教学生理解、欣赏、评论,并不教怎么写诗。高考作文诸体皆可,唯独“诗歌例外”。至于还能创作格律诗者,更是寥若晨星。白话文运动兴起将近百年,古诗词似乎也已离开现实生活,我们为何还要写诗?

本书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学习写诗,本质上是一种美育,进而传承中国古代士大夫高贵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中国文明流传千年而不朽、高贵士大夫名留青史而弥新的根本原因。

相比一般的诗词写作教材,本书并未把重点放在格律等规则上,因为这只是表面的“技”。通过对前人作品的比较分析,作者罗列出“苏世独立、哀民生之多艰、九死而不悔”等三条“诗歌人格”,由此引导后学保持性情之激烈高尚、自律自强。在我看来,这恰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能认同、践行本国传统诗艺者,必能钟爱本国之传统文化,进而为本国之发展贡献一己之力。

《说理如何更有效:理性思维与议论文写作研究》

启示:如何教授写作?

写作教学,是中小学尤其是高中阶段的教学难点。笔者略擅为文,但对于如何教授高中生写作,始终未找到有效方法。李建生老师的这本著作,没有高端大气的名词,也没有神秘莫测的主题,而是遵行理性思维的轨迹,将写作拆分为一个个知识点,并通过“定义概念、运用方式、实践训练”这三个基本步骤来训练学生的思维习惯,提升其思维品质,最终达到“有效说理”的目的。每一个步骤都有具体清晰的说明,便于教师讲授,更便于学生理解。

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李建生老师的观点:高中阶段学生最需要学习的,便是议论文写作;最可以教授的写作文体,也是议论文。长期陷于感性思维的学生,需要用逻辑来厘清思绪,用理性来辨析世事,用推理来判定是非——如此,我们下一代才能更踏实坚定地应对新时代的挑战。

令人信服的是,本书是在李建生老师和他的同事几轮教学实践后推敲所得,附有大量实践案例和学生习作,可谓大胆假设、小心论证的产物。读完本书,最终坚定了我对议论文写作“系统化、理性化、实践化”的信念。

《性心理学》

启示:什么是文明?

大学初读此书时,我特意找了张纸将其严实包裹起来。这恰可以折射出当时性教育的尴尬处境:人人好奇,却又个个羞谈。因为在我们看来,“性”是一件不宜公开讨论、甚至略感羞耻的事情。时至今日,环境大为改善,但放眼中小学的性教育,仍难言充分与公开。如此,这部写于85年前的专著,恐怕并未过时。

我推崇此书,不只因为性心理学一科的普及。本书译者潘光旦有一番高见,恰可明示本书的深意:识字教育可以教人读书、读不费脑力的书,却不能教他读哪一种书才相宜。如果不同时授以辨别价值的原则,充满原始欲望和惰性的普通人,自然会向着抵抗力最少的路径走下去,同时必然会有怀揣利益之想的外界势力引诱他一去不回——如今网络小说的盛行,“三俗”文艺的炽热,短视频的火热,完全印证了潘光旦先生的见解。

所以要打造一个文明社会,让人人趋向高雅而自觉摒弃庸俗险恶,我们必须严肃认真、正大光明地研究各种学问,并且不遗余力地推广普及,而不能因为传统的偏见或另外的私心,做自得其乐的井蛙。

本书译文也是“信达雅”的最高典范,潘光旦先生更是新增七成附录,将中国文献与习惯中流传的关于性的见解、事例附缀其后。只读此一部分,便已然大有收获。

《明辨力从哪里来——批判性思维者的六个习性》

启示:如何运用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近几年中国教育改革的热点。身为年轻教师,我一直学习并试图将其引入教学之中。然而不巧,我是一个感性大于理性的人,对于那些纯理论的著作虽可耐心读完,却总感难以付诸实践。

董毓老师的新作,及时解决了我的难题。这本书从头至尾,都是鲜活生动的案例。这些细节丰富、流程明晰的事件,从“反思、准确深入分析、清晰具体思考、认真地求真、谨慎地推论、开放地综合判断”这六个方面入手,明确告诉读者该怎样进行批判性思维。更可贵的是,这些案例都来自当下热点,汇聚不同观点,追问事件真相,最终达到自我反思、明辨是非、果断选择的终点。

本书所讨论的话题并不限于语文,从政治、经济到体育、文化,几乎无所不包,这也显示出批判性思维广泛的适用性。因为当我们要解决一个现实问题的时候,一切学科的分野便不存在了。这本书始于反思,深于推论,趋于明辨。它切实鼓励我在作文、阅读教学中运用批判性思维,与学生一起重新审视曾被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走向更开放、更公正的天地。

上述十本书中,直接与教育教学相关的只有3本。这并非鼓励同人远离专业书籍(事实上我一直坚持阅读专著和重要期刊),而是想强调一点:教育的范围应该与生活同样宽广,所以我们的阅读面也应不拘一格,广开视野。如此,才能激发学生“开眼看世界”。回想我自己做学生时,除了刷题,几乎没有看过任何“作文选、方法论”;伴我成长的,正是《笑傲江湖》《湮没的辉煌》《史记》《万历十五年》这样的“闲书”。

虞宙,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教师,黄玉峰“慕苏堂”语文名师基地成员。作为学校戏剧社负责人,带领学生排演原创戏剧,获市区级多项奖励,个人创作的剧本《透明人》获“2017年上海市学生戏剧节”剧本创作大赛(教师组)一等奖。

《恋爱的犀牛》

廖一梅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史记》

司马迁 著

中华书局1982年版

《人间》

李锐、蒋韵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荣如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

(美)夏志清 著

胡益民 石晓林 单坤琴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诗论》

朱光潜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大学诗词写作教程》

徐晋如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说理如何更有效:理性思维与议论文写作研究》

李建生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性心理学》

(英)霭理士 著

潘光旦 译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明辨力从哪里来——批判性思维者的六个习性》

董毓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中国教师报》2019年01月09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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